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服务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探索新媒体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警察公共关系，丰富警务研究。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文化差异大，法治理念落后
西南民族地区长期以来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这种社会整合程度低和文化差异性大，不仅给警务活动带来压力，也给建立和谐警民关系带来不利。在纯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群众不懂汉语，更谈不上法律意识及知识。加之，少部分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民警不愿意学习当地民族基本语言及文化，有的甚至看不起当地民族语言，不想了解少数民族文化，这既不利开展工作，又影响了民族关系的改善。在纯少数民族地区遇到侵财、婚姻纠纷等问题时，首先考虑运用家支或宗族关系来解决问题，一般不会主动找警察来调解。其中原因之一是警察听不懂本民族语言，而纯少数民族区群众不懂汉语，语言障碍导致案件当事人不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表达清楚，所以少数民众遇民事纠纷案件优先自己处置，等民事纠纷案件发展超出了习惯法来解决的能力范围后，演变为刑事案件才找警察解决问题，而民事案件演变成刑事案件后，不在双方调解范围以内，部分涉事人员被按刑事案件处理，法律意识淡薄的民众误认为警察是靠不住的，小案件不能解决，大案件就被关起来的印象。
（二）、体制机制不完善，警察职责范围被扩大化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期,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而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机制目前条块分割严重,大部分地区警力配置不足不均,协警员比例较大，民警工作任务过于繁重,心理压力过大，心理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另外,公众不了解警察的职责范围，有一种“有困难找警察”错觉和警察有一种“有难必帮，有求必应”意识，再加上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将公安机关当成了“万能钥匙”,其他部门一遇上难办的事情就让警察去管,这样一来警察的职责范围扩大化，不仅加重了警察的工作量，有时候还带来一些负面新闻，无形中扩大了公安机关的对立面,影响了警察在人民群众心中良好形象。
（三）、部分警察自身素质不高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公安民警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保护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的职责，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安民警职业素质有其自身特点，而部分民警是不具备有警察应具备的素质。
（四）、警察应对媒体能力薄弱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面临着日益广泛而严格的监督,加上警察工作特殊性，工作性质带有一定的保密性等原因，部分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长期忽视媒体的力量，对借用媒体强化警察形象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缺乏建立警察形象危机的一套有效机制和措施,一旦被新闻媒体进行负面报道,即便是扭曲事实报道，也立刻陷入无计可施，有口说不出，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伸的尴尬境地。而执法工作不够透明、公开、规范及严谨,加上部分新闻媒体人不了解公安工作、事实情况不清楚、站着立场不准确等原因会导致新闻媒体没有正确报道事实，误报信息，误导受众，引起公众对警察的误解。另外,由于一些公安机关长期忽视警察公关关系建设,甚至部分公安机关与媒体打交道持有排斥的态度，不愿公布关于警察工作的信息动态，导致部分新闻媒体对警察存有一定的偏见,再结合群众的好奇感，新闻媒人不断挖掘警界“丑事”,扭曲事实，损害警察形象，将警察形象在报道中扩大到“妖魔化”的地步,这些不正常、不切实的报道对警察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五）、少数民警执法不严，行为失范
警察是公家公职人员，行政执法的行为代表国家形象，而行政执法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所以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行为不够规范，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违法不究，违法不惩、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这会引起公众不满，轻者会引起警民关系不和谐，重者会可能会引起警民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抗法袭警等严重后果。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部分民警身上,恰好这一部分民警的执法行为被公众扩大化，因为在公众眼里民警是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寄太多的希望在民警身上，容不得为自己服务的民警存在，公众一旦遇见不按法定办事，行为失范的民警就会大肆渲染、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并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带有自己主观意思，极容易误导会公众形成“警察是拿了证的流氓”的认知判断,从而会引发猛烈的舆论风暴和极度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研究价值、意义及其社会影响
研究内容具有创新性，目前还没有系统性、实证性的新媒体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警察公共关系专门研究。研究视野具有创新性。西南民族地区警察公共关系研究在社会化管理置于三大视野之下进行探讨：其一是社会新媒体视域。其二是民族特性视野。其三是法治化视野。本课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对西南民族地区警察公共关系研究，能够丰富法治、警察形象管理学理论，具有学科价值，能够为警察形象管理创新与提升警务活动效率，提高公安队伍的声誉的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参考，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课题负责人：阿根放假
课题承担单位：凉山州越西县公安局普雄分局
